《比较教育研究》2023年1期

全球教育治理研究

❖中国教育国际传播体系刍议——基于拉斯韦尔5W传播过程理论视角 

摘要：拉斯韦尔5W传播理论提出了传播过程的五个关键要素：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以此作为分析工具，中国教育在国际传播中应构建包括政府、学校和民间力量在内的多元协同传播主体；推广普适性与特色性相结合的传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分享中国教育扶贫的经验、中国特色的教学研究制度、教育对外开放理念，以及教育战略规划经验；打造多方位的传播渠道，通过大众传媒、人际传播、境外办学和国际平台推动中国教育走出去；找准关键传播对象，在国家层面将意见领袖作为关键传播对象，在区域层面以支点国家作为关键传播对象。除此之外，为进一步提升传播效果，中国在教育国际传播的过程中还要秉持“共享”的理念，善于总结和提炼中国教育的成功经验，采用分众化的传播策略以及相应的叙事技巧。

关键词：中国教育；国际传播体系；教育对外开放；教育交流与合作

作者：刘宝存，男，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婷钰，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国与东盟教育合作战略研究——兼论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之策 

摘要：作为美国“印太战略”重要一环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除在政治、经济、气候变化等领域提出合作倡议外，也特别强调要深化和拓展美国与东盟在教育人文交流、科技创新和青年人才交流领域的合作。美国印太战略及诱拉东盟的举动，中长期会影响中国与东盟教育人文合作的空间。为此，中国须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契机，深化双方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巩固已有合作成果，进一步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容；依托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优势，精准回应东盟的科技教育合作需求；积极推进教育领域的制度型开放，以“多边共赢”应对“双边对抗”。

关键词：美国印太战略；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教育开放

作者：黄海刚，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闫芳芳，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南南高等教育合作类型研究 

摘要：南南高等教育合作是一种带有反依附意涵的新型高等教育合作，因不同南方国家或地区之间开展高等教育合作的内涵不同，有必要对其进行分类。利用国家间发展水平差距和国家间地理距离两个维度可构建南南高等教育合作的四种类型：以中非高等教育合作为代表的发展援助型合作带有援助性且以单向流动为主；以金砖国家高等教育合作为代表的共同愿景型合作源于且基于国家间的共同身份和愿景；以非洲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为代表的区域交流型合作其目的是促进区域交流和协调发展；以东盟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为代表的交流援助型合作兼具区域交流与发展援助的特点。这四种不同类型的南南高等教育合作也分别面临不同的挑战，应分别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南南合作；高等教育合作；高等教育国际化；区域合作

作者：杨瑷伊，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高等教育研究

❖美国研究在日本高等教育的制度化刍议——基于教育软实力传播的视角 

摘要：作为开展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专门事业，教育在国家软实力传播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民间机构牵线搭桥、知识精英通力合作与高等院校创规定制，美国“二战”后成功地在日本高等教育领域实现了美国研究的制度化，从而助其初步实现建立全球文化霸权地位的目标。全球化时代的教育软实力传播需要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为指引，既要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导作用，又要鼓励知识精英群体构建国际交流网络，同时还要以制度为手段，将国家间教育合作正式化与规范化。

关键词：美国研究；教育软实力；教育交流；制度化

作者：张伟，男，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数字时代文科知识生产的运行机制——基于全球26个高校计算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分析

摘要：面对智能技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建设计算社会科学实验室推动文科知识生产创新。基于扎根理论分析全球26个高校计算社会科学实验室发现，情境驱动、创新网络、知识集群与评估问责组成了数字时代文科知识生产的整体框架，分别承担目标导向、算力支持、数字协作与质量控制功能。四者间的互动共同构建了数字化的文科知识生产运行机制，也促成了文科知识生产创新生态系统，使“大学-政府-行业-公民社会”知识共同体有机联结并具备更大的创新协调能力。为此，大学亟须科学制定文科实验室建设规划方案，建立开放共享的数字协作系统，完善智能设施和技术结构以及健全成果评价体系和伦理标准，从而促进文科知识生产的数字化转型。

关键词：数字智能；知识生产；计算社会科学；创新生态系统

作者：蒋贵友，男，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美国社区学院教师参与共同治理的实践研究——基于237份集体谈判协议的语料库分析 

摘要：在美国高等教育全面推行共同治理理念的过程中，社区学院由于学术权威力量薄弱、外部管控较多、职能事务复杂，故在教师参与治理方面面临一定的挑战。为此，社区学院多采用集体谈判协议，用于协调雇佣双方的劳资关系与矛盾冲突。通过对2010年至2020年美国“高等教育合同分析系统”中22个州的237份社区学院集体谈判协议进行编码与分析发现，教师参与治理有助于处理复杂的教学管理事务、保障兼职教师的合法权益、深化共同治理的理念。目前，社区学院教师参与治理以教师与行政人员的协商式治理路径为主，参与范畴较为广泛，逐渐从学术、经济等传统领域，延伸至学校整体发展事宜和其他行政部门工作等非传统领域。在共同治理理念转化过程中，美国社区学院和教师逐渐明确事务范围、注重协商效率、强调权责对等。

关键词：社区学院；共同治理；集体谈判协议；教师

作者：陈晓菲，女，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后，华南师范大学东帝汶研究中心/东南亚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

❖聚焦质量：英国职业教育督导的演变、特点与价值取向  

摘要：教育督导制度是国家监督和指导教育发展的重要制度，建立并完善各级各类教育督导制度是各国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英国是世界上较早建立教育督导制度的国家之一。英国现行职业教育督导经历了两级督导、中央为主督导、中央统一督导三个阶段。英国现行职业教育督导与国家教育督导制度一脉相承，并呈现出四大特点：以教育质量为重点，不断更新督导评估指标；督导类型多样，常规与突击督导相结合；科学取证，遵循三角互证实施督导；重视雇主观点，督导过程与雇主密切合作。英国教育标准局基于证据实施循证督导，重视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关注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发展，使职业教育督导体现明显的科学取向、可持续取向和人本取向。

关键词：职业教育；教育督导；教育质量

作者：吴雪萍，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裴文洁，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扩展的现代职业性：德国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新理念探究

摘要：近年来，在德国经济社会、劳动世界和教育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需借由普职关系的重新定位来推动职业教育体系的优化升级。“扩展的现代职业性”为两者关系架构的调整提供了思想指南和实践方向，作为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一体化发展的主导理念，它超越传统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相互分隔的对立视角，赋予“职业性”更宽广的内涵，并彰显教育独特的个体与社会价值。该理念以全面的职业教育发展观为引领，旨在构建横向上职业宽基础、纵向上专业深发展的一体化职业教育体系，同时，确立职业学习质量标准、结合经验和科学导向形成新学习模式、塑造职业—学术型教育新类型，推动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优势互补与协同创新。

关键词：扩展的现代职业性；职业教育；大学教育；一体化发展

作者：谢莉花，女，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德国哲学博士。

❖德国“教育链”生涯教育战略研究

摘要：为应对工业4.0时代人职再匹配需求、国际环境导向要求、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普职分离的负面影响，德国政府在加强公民职业引导和生涯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并于2010年正式推行“教育链”计划。通过潜力分析、职业定向、过渡措施、辅助训练四大核心环节以及“职业启动支持项目”“职业选择通行证”两大重要辅助工具打造“教育链”核心内容。并以政府层面机构推动、法律层面严格规定、经济层面鼎力支持的方式构筑“教育链”支撑体系。体现出德国政府在构筑良性循环的社会职业生态环境的同时，从“阶段干预性”的职业指导走向“终身预防性”的教育导向，呈现出教育多样性与互补性的强烈可渗透特征，展现出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国家生涯教育战略导向。

关键词：德国；生涯教育；国家导向；教育链

作者：董冠妮，女，湖北经济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

学前教育研究

❖美国0~3岁婴幼儿养育费用援助体系研究

摘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逐步重视向学前教育投入公共经费，为需要帮助的幼儿及其父母提供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等综合性服务。在0〜3岁婴幼儿养育费用方面，已建立起相对完整的援助体系。在援助主体方面，联邦政府统筹领导、州政府主动作为、社会组织协调配合；在援助形式方面，有现金援助、税收抵免、代金券或食品券援助、保育基金和补贴援助；在援助对象方面，除了经济贫困的普通家庭以外，一些特殊群体，如企业员工子女、在读大学生子女、领养家庭子女、残疾儿童与军人子女均有专项的援助计划。其援助体系呈现出主体多样、覆盖全面、形式灵活的特点。

关键词：美国；0〜3岁婴幼儿；养育费用；援助体系

作者：夏仕武，男，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帅，男，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王瑨婧，女，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荷兰企业助推0~3岁儿童托育服务发展责任与行动分析   

摘要：荷兰的人口增长常年能够维持在接近世代更替的水平，但让人惊叹的是该国并未实施直接的生育政策，而是推行间接措施，要求企业与政府、家庭共同担负起员工子女的托育服务重任。这一举措的推行得益于荷兰长期形成的多个社会主体“共担责任”的国家治理特色。政府通过立法强制规约企业必须承担员工子女的托育服务责任，引领企业雇主从儿童发展的专业立场提供优质服务。从举办合格的托育机构，提供额度不等的费用补贴，保障父母平等的育儿休假权等维度落实企业的托育责任。这不仅促进了整体劳动力在质与量上的协调发展，更重要的是为提升托育服务质量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荷兰；学前教育；托育服务；企业责任

作者：杜丽静，女，绍兴文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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